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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开、接受增值税专用发票之法律责任

虚开、接受增值税专用发票之法律责任

发布人:周静  点击次数:2659

广东旗峰律师事务所   严伟、 周静律师  

【案情简要介绍】:  
    原告诉称:2007年9月至2008年6月共向被告供应了价值272560.75元货款,减去退货的9232.22元和被告已付108035.86元,被告尚欠155292.67元。原告提交了2007年8月至2008年7月期间开具的共九张增值税发票原件,总金额为272560.75元,同时提交了调查取证的申请,请求法院调查被告是否已对上述增值税发票向税务机关抵扣相应税款。  
    被告接诉后辩称已付清货款,而原告主张的未付货款,实为原告为达到被告长期向其购货的目的,而虚开了部分增值税发票给自己以抵扣税款。被告对于法院关于增值税发票是否抵扣的调查,予以肯定答复。并提出:原告必须完成最基本的举证责任,即其应提交已送货的凭证,在日常交易中最常见的表现载体即为载明货物数量及金额的送货单。而本案中,原告并未提供这些基础事实的证据,仅以发票为依据,主张被告欠款,明显属于举证不当,其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法院支持。……由于出票行为系原告单方作出,因而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仅凭增值税发票是无法认定原告所出示证据载明内容的真实性,以及无法直接证明买卖双方存在实际交易等意见。  

【判决】: 
    本案经第一审人民法院审理,认定“增值税发票已清楚记载了购货单位、销货单位、货物名称、规格型号、单位、数量、单价、金额,而被告确认已收到原告价值272560.75元增值税发票,也全部用于抵扣税款。应当视为被告对这些发票所记载内容予以认可。”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155292.67元。  
收到判决书后,被告不服,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在法官的主持下,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由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玖万元货款。本案审理已告终结。  

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性质】: 
    本案定案所依据的证据是几张增值税专用发票,那么增值税专用发票在法律上是如何定性的?它与普通发票的区别体现在哪里?增值税专用发票是由国家税务总局监制设计印制的,只限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领购使用的,既作为纳税人反映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会计凭证又是兼记销货方纳税义务和购货方进项税额的合法证明;是增值税计算和管理中重要的决定性的合法的专用发票。而普通发票是指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开具、收取的收付款项凭证。  
    两者的区别在于:  
    1、发票的印制要求不同:根据新的《税收征管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增值税专用发票由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指定的企业印制;其他发票,按照国务院主管部门的规定,分别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指定企业印制。未经前款规定的税务机关指定,不得印制发票。”  
    2、发票使用的主体不同:增值税专用发票一般只能由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领购使用,小规模纳税人需要使用的,只能经税务机关批准后由当地的税务机关代开;普通发票则可以由从事经营活动并办理了税务登记的各种纳税人领购使用,未办理税务登记的纳税人也可以向税务机关申请领购使用普通发票。   
    3、发票的内容不同:增值税专用发票除了具备购买单位、销售单位、商品或者服务的名称、商品或者劳务的数量和计量单位、单价和价款、开票单位、收款人、开票日期等普通发票所具备的内容外,还包括纳税人税务登记号、不含增值税金额、适用税率、应纳增值税额等内容。   
    4、发票的联次不同:“增值税专用发票有四个联次和七个联次两种,第一联为存根联(用于留存备查),第二联为发票联(用于购买方记账),第三联为抵扣联(用作购买方扣税凭证),第四联为记账联(用于销售方记账),七联次的其他三联为备用联,分别作为企业出门证、检查和仓库留存用;普通发票则只有三联,第一联为存根联,第二联为发票联,第三联为记账联。”  

【法律评析】: 
     本案中,原告未出具订货合同、送货单等能证明双方实际发生交易金额的核心证据,仅凭已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和被告已抵扣税款的事实,到底能否证明双方实际的交易金额?这是本案的核心关键点。在实践中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被告的抵扣行为足以证明其已收到发票所记载的全部货品,被告理应支付货款。理由是:根据票据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出具增值税发票的前提应是确已发生真实的交易行为,本案中原告为被告开出了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不仅收到原告提供的发票,且到税务机关进行报税抵扣认证,被告不能解释这一行为的合理性,故能够认定原告已履行供货义务,故原告诉请被告支付尚欠货款的主张成立。另一种意见认为:被告的行为不能证明已收到原告货物,原告举证不力,应驳回其诉讼请求。理由是:增值税发票的出具及抵扣与交易行为是否真实并无直接、必然的因果关系,虽然根据我国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的有关规定,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出票和抵扣应以真实的交易行为为基础,但是在现实的商业活动中,市场环境的情况较为复杂,“先票后款”、“先票后货”的情形大量存在,甚至发生真实交易而超过交易金额虚开发票的情况也较为普遍,买方在未收到货物的情况下抵扣增值税发票,一方面是为企业增加收益,另一方面是因为增值税发票的抵扣有一定的期限,此行为并不足以推定买方已收到货物。故卖方出票和买方抵扣事实仅对买卖双方是否履行交付义务起到间接证明的证据作用,必须有其他证据共同形成证据链的情况下才能予以认定。  
    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在本案中,双方不能排除先票后货的情形,单纯认为 “出票的前提为确已发生真实交易”,实属机械适用法律规定,且原告并无其他有效证据相印证的情况下,不能证明原告已履行了全部的供货义务,原告的请求应予驳回。  
    在办案过程中,经与两级法院的法官充分交换意见,发现办案法官意见却并不统一,二审法官则显然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即认可了实际交易中实际存在“先票后货”的情形,已开具票据且接收方已进行抵扣的行为并不能直接证明买方实际已收到票据所载明金额的货品。但最终本案却是以调解结案,主要还是考虑到对类似案件的引导意义。在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大量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形,但究其最终原因,还是因为接受方因可以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一些“蝇头小利”,而在未发生交易或超过实际交易金额,违反国家法律及相关行政法规,接受甚至主动索取虚假的或与实际交易金额不符的增值税票。在本案中,双方明明实际是存在着交易,但因购销双方都未提供完整的订货合同、送货凭证、对账单等能证明发生实际交易金额的证据,故对原告究竟有无虚开情形,如有,虚开了多少数额的票据,被告都无法说明,这对被告是不利的,同样的,对被告而言,本身也是有过错的。而这种情况,即便是税务部门参与强行调查,也未必能理清这一笔糊涂帐。因此,就双方证据都不充分的情况下,考虑到立法的宗旨与强调法的指引作用,本案的判决是对被告违规行为的一种惩戒,相信同时对原告来说,也是一种警醒。  
    办理该案时,我们也深有感触,即在经营中,首要的是应合法经营,即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其次是需注意保留一些重要凭证,例如订货合同、送货单等,一旦遇到这种模棱两可的情况,可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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